
2026年6月24日,浙江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缪哲应邀到访南京大学艺术学院,以《奇物、美物与艺术—1890-1950年代欧美中国艺术收藏的建立》为题,为师生带来一场贯通观念史、收藏史与文明互鉴的学术盛宴。讲座围绕西方对中国艺术认知的根本性跃迁展开,系统梳理了1890至1950年代这六十年间,中国艺术如何从异域猎奇的对象升格为文明象征的建制化历程。
缪哲教授首先剖解了西方理解中国艺术的三个递进概念。自16世纪大航海时代起,“奇物”用以指代不合欧洲自然或人性常态的异域物品;19世纪中后期美学运动催生了“美物”观念,虽承认其合乎普遍人性,却仍未赋予其文明高度;直至黑格尔意义上的“艺术”登场,艺术才被界定为文明自觉意识的创造物,承载历史意志。缪哲指出,1890至1950年代正是西方中国艺术收藏的“轴心期”,在此期间,中国艺术完成了一场观念革命,从“奇物与美物”擢升为人类文明的特殊表达,成为“中国作为文明”的可触摸象征。
这一变化并非自发,而赖于两股力量的交缠推进。其一是西方汉学知识框架的成熟:19世纪末卜士礼、福开森等在地汉学家的实地引介,加上东亚艺术专门期刊的创办,使中国艺术逐渐脱离碎片化的猎奇印象,被纳入严肃的知识视野,进而上升为黑格尔意义上的“艺术哲学”对象。其二是西方品味内部发生的“原始主义”转向——自1840年代起,写实主义面临危机,欧洲鉴赏界转而偏爱中世纪、罗曼式及“意大利原始派”艺术,追求形式的裸露与触觉的直接性。正是通过将中国艺术类比为“意大利原始派”,西方鉴赏家们完成了一场品味的“格义”,从而消解了异域文明的陌生感。
缪哲教授进而以几类经典藏品为案例,还原了这种“格义”的具体机制。在早期绘画尤以宋画为主领域,喜龙仁等具备欧洲早期绘画研究背景的学者,直接挪用“精神性”“生命”“天真”等意大利原始派术语来阐释中国画风;青铜器的命运转折则以1933年斯德哥尔摩展览为标志,其“狞厉”纹样之所以被接纳,恰逢西方现代艺术中诸如玛雅艺术等原始艺术的再发现走向极端,使青铜器从“古物”飞跃为“艺术”;而流失海外的北魏佛教造像,则因喜龙仁将其衣纹姿态比附为欧洲罗曼式教堂的基督教装饰,借由中世纪雕塑品味获得合法身份。这些案例共同表明,中国艺术的“艺术化”过程,实则是西方用自身审美演变中的“他者”来消化异质文明的选择性建构。
更为深远的是,这种先锋品味在随后数十年间逐步制度化。欧美各大博物馆在1890至1950年代大规模收藏、集中展示中国艺术品,不仅将审美趣味物质化为公共藏品,更在文化政治层面形成反复论证:中国“有艺术”这一事实,被不断加固为中国“是一个文明国度”的有力证据。展览与收藏由此成为文明自证与他证的对话场域。
讲座结束后,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黄厚明教授作总结评议。他指出,缪哲教授的报告清晰勾勒出西方中国艺术收藏的演进脉络,尤其点明收藏行为作为文化相遇最直接的空间与场域,承载着不同文明间的碰撞与对话。历史始终鲜活而复杂,从中梳理线索与秩序,正是我们理解历史内在逻辑的必要方式。整场讲座在热烈的学术共鸣中落下帷幕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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